1939年12月19日，当昆仑关大战激战正酣之时，塞北地区爆发了另一场激烈的战斗，傅作义指挥的第35军对包头发动了奇袭。

早在1939年9月，蒋中正就曾考虑让傅作义在塞北展开攻势。当时，戴笠通过情报得知，日军在塞北派遣了两个骑兵联队，合并组成了一个骑兵旅团，并计划南下支援华中战场。蒋中正对此情报高度警觉，不敢掉以轻心。蒋中正深知，战争胜败常常取决于敌方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那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往往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作用。举例来说，武汉会战期间，胡宗南因担心自己背后可能会遭遇日军骑兵的骚扰而匆忙撤离了信阳，导致武汉会战提前结束。事实上，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仅有约1400人，如果胡宗南能够保持冷静，并调集兵力进行击退，完全可以避免这一失误。

蒋中正的担忧来源于他意识到，当时第9战区已经与日军第十一军展开了激烈交战，双方在兵力、装备上都有所消耗，几乎没有多余的兵力。如果战场上突然有一支3000余人的骑兵旅团突然出现在华中战场，给正在作战的薛岳带来不小的威胁。而幸运的是，日军骑兵旅团未能及时赶到，最终日军在武汉战场失利，骑兵旅团被迫留在河南，并未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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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傅作义，蒋中正一度持积极评价。他一方面肯定傅作义在涿州坚守三个月的英勇表现，另一方面也感激傅作义在“西安事变”期间未曾亲自飞赴西安参与调解事务，这令蒋中正对其十分感激。实际上，当时蒋中正并不知道傅作义原本已经准备前往西安，但因飞机故障未能成行。

因此，在傅作义与阎锡山发生矛盾，面临政治风波的困境时，蒋中正伸出了援手，任命傅作义为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绥西，这一任命使傅作义脱离了阎锡山的掌控。蒋中正当然不只是为了扶持傅作义个人，主要是为了削弱阎锡山的实力，从而增强自己在抗战中的主动权。

那么，傅作义为何会决定对包头发起进攻呢？这背后有其深刻的军事考虑。

1939年11月，中国军队在经过第2期整训后，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击，史称“冬季攻势”。从北至绥远、南至两广，几乎所有战区都出动了数十万兵力，规模庞大，气势雄浑，这一反击成为抗战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反攻。战斗一打响，蒋中正指派各战区的高级将领赴前线督战，慰问伤兵，就连宋家三姐妹也亲自前往第5战区，和伤员握手、送温暖，表达政府对民众的关怀。

自1939年12月上旬开始到1940年2月20日之前，共进行了1340次大小战斗，日军节节败退。

蒋中正为何决定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反击呢？其中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1939年12月12日，日军的轰炸机袭击了蒋中正的故乡溪口，蒋中正的老宅被毁，且在废墟中找到了已经去世的蒋中正的原配妻子毛福梅。这一消息令蒋中正愤怒不已，认为必须要报复日军，因此发动了“冬季攻势”。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较低，尽管蒋中正情感上受到了打击，但凭他冷静的个性，不至于因私怨而调动如此庞大的兵力。

另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等大国开始公开反对日本的“东亚新秩序”，蒋中正此时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既能够提振士气，又能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依旧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对抗，从而为获得更多国际援助打下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傅作义在塞北展开攻势，袭击包头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塞北地区的战斗较为零散且不算激烈，但它依然是一个战略要地。蒋中正指派傅作义在塞北展开反击的同时，何应钦却对这项任务表示担忧。最初，蒋中正命令傅作义进攻安北，然而傅作义认为安北的战略意义有限，因此提出攻占包头，这样才能牵动敌人的整体部署。傅作义的坚持最终得到了蒋中正的批准。

包头对于日军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日军西进的前沿阵地，控制了包头，日军便能在西北和华北地区纵横驰骋。因此，傅作义认为必须从包头突破，才能真正威胁日军的战略部署。

傅作义制定的进攻计划非常周密：首先，他派兵在昆都仑河一带制造假象，吸引日军注意并迫使其出击；然后，以骑兵第7师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防止援军到达；最后，一旦日军的主力被诱出包头，傅作义便能集中力量进攻包头。

然而，意外发生了——傅作义的计划中依赖的重要骑兵第7师突然撤退，造成了战局的重大变化。骑兵第7师的撤离，使得本来可以起到支援作用的董其武和袁庆荣的部队被迫加紧进攻包头，这也打乱了原本精心安排的战斗节奏。尽管傅作义依然坚持了进攻，但由于部队配置的调整，包头战役的最终结局并不如预期。

最终，这场战斗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一些突发情况，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傅作义的战术“调虎离山”和“黑虎掏心”均取得了部分成功，而“围城打援”却未能完全实现。对于骑兵第7师的突然撤退，傅作义愤怒异常，迅速向蒋中正报告了门炳岳的失误，最终导致门炳岳被撤职。

这场奇袭包头的战斗，尽管因骑兵第7师的撤退而遗憾收场，但也展现了傅作义卓越的战略眼光与决断力，只是因为个别因素的干扰，未能达成全胜。

发布于：天津市